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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前浪后傳:中國富豪大爺圖鑒

    2021-03-24 20:00:00 和訊名家 

      花兒街參考 · 出品

      作者 | 林默

      1

      少年心氣

      1988年,漢城奧運會失利的體操運動員李寧,拆開了一封粉絲寄來的信,一陣寒光晃眼——寄來的是刀片。

      飯圈近代史上第一枚感受到粉絲脫粉回踩的小鮮肉,不是坤坤,也不是戰戰,而是曾獲得14個世界冠軍、106枚國內外重大比賽金牌,被譽為“體操王子”的李寧。

      漢城奧運會給當時的中國人民帶來的失意情緒是壓倒性的。當時的中國正處于自信心重建的改革開放初期,迫切需要在國際舞臺得到認可。四年前,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,首次重返奧運賽場的中國隊,一舉摘下15枚金牌,舉國沸騰。而漢城奧運會上,中國隊帶回的金牌數僅有5枚。

      英雄主義情結的落空,讓大眾情緒驟然遇冷。25歲的李寧在被足足罵了一年之后宣布退役。一年后,他創立了運動品牌“李寧”。

      也是在1988年,張藝謀執導,姜文、鞏俐主演的電影《紅高粱》在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上,拿到了金熊獎,這是首部獲得這一獎項的亞洲電影。

      就算沒看過電影的人,也多半能唱出那句“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”,F在看來,這幾乎成了當時社會風潮的寫照。那是改革開放的第十個年頭,經濟發展成果初現,冰箱、彩電、洗衣機進入尋常百姓家,牛仔褲開始在時髦青年中流行——這也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最細微的證明。

      積極向上、打破常規、勇敢嘗試的少年心氣,成了當時社會的主旋律。

      1988年4月13日,海南建省。馮侖帶著小隊伍,從國家體改委奔赴海南體制改革研究所。他眼前的海南熱鬧而雜亂,每天都有章法的上限被商人的想象力突破。馮侖看到,“每個人都充滿激情,充滿希望,兩眼放光”。

      那也是國門初啟的黃金年代。1985年,“支持留學、鼓勵回國、來去自由”的十二字方針出臺,一場史無前例的出國潮席卷全國。

      1988年,留校任教三年的俞敏洪終于決定出國。為了攢錢,26歲的他跟王強等同學一起,開了個校外培訓班。這種賺外快的行為讓他供職的北大很不滿意,以“私自辦學,影響教學秩序”的名義,給了他一個處分。

      最終,俞敏洪沒有出國讀書。他捕捉到時代的脈搏,發現把別人送出國讀書的生意,遠比自己出去念書來得直接。1993年,他正式創辦北京新東方學校,至今累計幫助400萬年輕學子出國讀書。

      30多年后,作為騰訊新聞《酌見》節目發起人和訪談者的俞敏洪,與李寧暢談起這些年商場上的興衰沉浮。他們談到企業家勇氣、膽魄、堅持的精神,李寧說,這些品質得益于少年時代的運動員經歷,讓他知道面對困難應該是怎么樣的,這個問題應該怎么解決,要尋找的下一個目標是什么。

      2

      賭把大的

      1994年6月,“造導彈不如賣茶葉蛋,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”的rap流行10年后,旨在“促進工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”的中國工程院,終于在各方battle下成立了。而此刻,距離北京2160公里之外,還是一片大工地的深圳特區,一個年輕人卻因為看到“工程科學技術事業”發展的前景,準備出走體制。

      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與來自內蒙古的資源方,在深圳合資成立了一家電池公司,由全國最年輕的處長、時年28歲的王傳福出任總經理。

      兩邊出資方的合作并不順利,拉扯摩擦不停。

      在深圳,真切看到了電池市場與專利技術前景的王傳福坐不住了。當時,一塊充電電池的價格高達數百元,而國內還沒有擁有二次充電電池獨立知識產權的企業。他從體制內辭職,在深圳布吉鎮租來的冶金大院里,開始了創業。

      1989年赴美留學的藝術家王中軍,也在這一年回國創業了。他拉上自己的兄弟一起,創辦了一家叫華誼兄弟(300027,股吧)的廣告公司。這家公司最出名的業務,是拿下了中國銀行(601988,股吧)15000家網點的設計工程,作品就是現在還在沿用的中國銀行的紅色logo。

     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是甘霖初降后一場充滿野性的萬物生長,那么90年代的中國企業,則開始真正走進規則與差異化的競技場。越來越多的企業掌舵者開始從理性與長遠出發,思索從企業向品牌、從生意到價值的跨越。

      1991年,萬通公司成立。后來江湖上赫赫有名“六君子”,有的從官場下海,有的從體制內走出,有的剛剛大學畢業。在創業浪潮的推動下,這幾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,從天南海北聚集在一起。馮侖回憶起當年的盛況,“北京CBD一半是我們蓋的”。

      高歌猛進的勢頭延續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。在遍地都是機遇的年代,只是因為對一個信息多加思考,就登上時代列車一夜暴富的故事層出不窮,仿佛只要看準一個支點,就都有一顆星球可以被撬起。

      2003年,在911事件中倒下的紐約世貿大廈開始籌備重建。馮侖看到了自己職業生涯中可能打出高光的機會。他開始跟西爾維斯坦家族談判,希望參與到二期中最高建筑自由塔的投資建設。

      馮侖規劃的重要一環是,在自由塔上建一個“中國中心”。這不僅是世貿大廈二期的最高建筑,也把他推上了彼時輿論關注的最高點。

      許多年后,他向俞敏洪解釋自己做這件事的原因,“就是想讓中美之間,在那個時間點上能有所改變”。

      但從商業角度考量,一個在世貿大廈最高點操盤“中國中心”的地產商,將為萬通帶來怎樣的商業勢能?

      這個問題遲遲沒有答案,因為經歷了各種變數之后,直到2019年“中國中心”才得以開業。17年滄海桑田,這位中國地產商的處境早就不復當初,中美關系也已是另一番光景。

      開放的機會不僅來自大洋彼岸,更來自中國經濟發展中不斷拓寬的想象邊界。王中軍的目光緊緊盯在2002年2月開始施行的《電影管理條例》上——條例放寬了民營資本進入電影制作、發行行業的準入門檻。在這之前,這家依靠如中國銀行這樣的客戶積累了大量現金的廣告公司,僅僅是作為電影電視劇的投資方存在的。

      王中軍動作極快。2003年2月,出品過《人生》《老井》《紅高粱》《雙旗鎮刀客》的西影宣布完成重組,華誼成為新晉股東。華誼兄弟自此擁有了在電影制作、發行上的完整生產體系。鐵王座在遠處,緩緩拉開帷幕。

      一個企業家一生中,贏面最大的與最虛無的機會,都來自他們對時代下注的時刻。某種意義上來說,李寧提到的勇氣、膽魄、堅定、堅持的精神,是所有成功企業家需要具備的共同品質。

      企業家是這樣一種存在,他們的每一個洞察與判斷,其實都在推進一次關于資源再次組合的大型社會實驗——北方人會不會喜歡吃四川火鍋?制造一個通關托福的道具,會讓多少人更想出國去看看?電動汽車會不會是自上而下推動的新的交通方式?歲末的一檔電影,能否爆發出比平時更大的感召力?除了居住,建筑還能傳達什么樣的意義?

      在他們身上,映射出來的是觀察與判斷的張力,是冒險的光芒,也是個人命運與時代發展的共振。

      3

      無解的命題

      2013年,47歲的王傳福已經不再年輕。這位功成名就的亞太區電池大王宣布,將通過旗下的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比亞迪(002594,股吧)股份,以2.54億港元的對價,收購西安的秦川汽車。

      比亞迪股價應聲大跌。資本市場不看好比亞迪的造車戰略,也弄不明白一家做電池的公司買名不見經傳的秦川汽車,到底買了個啥。

      “當時買秦川汽車,其實它連發動機技術都沒有,我們買的就是一個(可以造車)的license(牌照)!倍嗄旰,王傳福在《酌見》中告訴俞敏洪。此時的比亞迪,在中國新能源汽車市場占有率超過20%,2020年公司市值躍居國產車企榜首、排名全球第四。成功被驗證之后,當初的所有誤解都化為笑談,一切變得順理成章起來。

      正如很多人說的那樣,被誤解是企業家的宿命。

      比如俞敏洪,坊間向來議論紛紛。有人說他從北大出來,放棄對學術和思想的追求,居然來做一個庸俗的生意。有人管他叫個體戶,說辦個培訓機構有什么了不起。他有段時間陷在沮喪情緒里,想不明白自己賦予自己的偉大使命,為什么在外人看來一文不值。

      今天的年輕人也許不知道,幾年前在社交媒體上翻過車的俞敏洪,曾經是在中國高校巡回演講最成功的老師,甚至是上一個時代最會與年輕人交流的導師。但現在,俞敏洪說,今天的大學生已經聽不進去他的話了。

      永遠有年輕人冒出來,他們才是社會的主流和希望。借助移動互聯網的普及,時代旋律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發生變化。老一輩的經驗或許能帶來下一次成功,也或許會阻礙下一次成功。

      任何一個企業的升級,都是企業家本人精神的升級;任何一個企業的發展和轉型,都是企業家內心精神和靈魂,眼界和胸懷變革的結果。俞敏洪和節目里所有企業家一樣,他們的成功得益于年輕時候的野心勃勃,以及對未來的精準判斷和把握;卻也隨著年齡增長,時刻擔心自己知識結構陳舊、眼光不再銳利,進而走到自己的反面,被時代拋棄。他們渴望被理解,渴望交流,渴望從新的角度不斷修正對世界的認知。

      這是難得的自省,也是幾乎無解的人生命題。

      關于自己和時代的關系,馮侖有著與俞敏洪同款的恐懼。他這一生,都想以鋼筋水泥的方式帶來某種存在的改變——他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、也是唯一一個在臺灣蓋房子的大陸地產商,前些年還發射過國內第一顆私人衛星。

      “30歲的時候干什么都是當下,稍一努力就干成未來了,但現在一不留神就干成過去了!30歲那年,“馮副主任”第一次踏上海南島,而現在,已過耳順之年的他在鏡頭前嘆一口氣,感慨踩不中點了。

      王傳福帶俞敏洪體驗了比亞迪廠區里運行的軌道交通,描繪起他理解中的未來城市交通解決方案。但無可回避的事實是,王傳福堅定布局的比亞迪云巴和云軌戰略,多年來備受質疑。

      至于決策背后的信念來自哪里,王傳福的回答很堅定:“這就是我們學技術的人,我們有數據來決定戰略,有數據來決定我們的每一項決策,我們有充分的數據來證明我們是對的!

      旁觀者當然無從知曉他掌握的所有數據,但技術狂人也算不盡世間變數。沒有人能知道,飽受爭議的云巴和云軌,會是比亞迪的下一個“秦川汽車”,抑或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妄想。

      4

      擁抱年輕人

      李寧今年58歲。他說,15年前就覺得自己老了。但12年前,為了公司的年輕化戰略,他公開宣布,自己擁有一顆90后的心。

      2010年6月,盛大的20周年慶典上,李寧公司宣布用新的slogan “make the change(讓改變發生)”,取代此前的“一切皆有可能”。此后,以90后為目標消費人群的品牌廣告頻繁亮相。

      借助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李寧在鳥巢上空“飛天點火”的東風,2010年,李寧品牌的全年營收逼近95億元,門店數超過8000家。但“讓改變發生”之后,2012年開始,品牌營收接連下降,三年連續虧損31.5億。

      在經歷了三年的渠道、產品、品牌革新后,時至今日,“國潮”讓李寧終于擁有了他當年夢寐以求的年輕人。00后對在巴黎時裝周上走秀的“李寧”津津樂道,他們不知道,這個品牌當年是如何以幾乎斷臂的代價尋求年輕化轉型。

      談起那段深陷泥淖的日子,李寧謹慎地撇清2008年奧運會對李寧品牌的加持作用。他對俞敏洪說,“走一圈是跟公司沒關系的。公司靠這個,很難去真正獲得發展!

      王中軍也老了。1998年,英達來找他投資電視劇時,手里拿著個把億的他,沒怎么猶豫就投了。那時候他覺得自己實在是“很有錢”。

      今年他61歲了,剛剛帶領華誼兄弟走出那場“非常差錢”的危局。他反思了自己的過度樂觀,反思了錢:“(當時)對整個市場走向沒有真正的判斷,甚至也沒有去判斷。我們公司最高市值有800多億,為什么沒有去融資?”

      這是一群平均年齡將近60歲的企業家,早已擺脫了關于個人財富的困擾。他們每個人都有堅韌不拔的奮斗精神,以及對未來無窮無盡的探索精神。他們是生命被2倍速乃至n倍速快進的一群人,在大風乍起時率先起跑,有人跑到技術與產品進步的最前沿,也有人站在當下預判明天的人心所向。他們把這種倍速層層傳遞出去,推動技術變革與資源流動,給更多人帶來更多元化的選擇,努力讓社會變得更加美好。

      但現在,他們過了體力與精力最好的年紀,對曾經最熟悉的節奏,會猶豫,甚至是錯判。

      有一個人除外,43歲的搜狗公司CEO王小川。

      回到故事最開始的1988年,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去成都考察時,特意去了一趟成都七中。他俯身去看一個正在老式計算機前操演的學生,問了個問題:“一分鐘能打多少字?”

      那個穿著藍色校服的少年,就是王小川。

      王小川是改革開放的同齡人。這是生下來就具有全球化視野的一代人,是從小敲著代碼長大的一代人。在2003年馮侖往返美國談判之時,搜狐開始組建開發搜狗搜索引擎研發中心,負責這一工作的,是還在清華大學計算機系高性能所讀研究生的王小川。

      研發中心先后推出搜狗搜索、搜狗輸入法、搜狗瀏覽器等產品,首創“輸入法-瀏覽器-搜索”三級火箭模式,成為行業追趕者破局搜索的唯一成功模式。團隊里的20來人,多數都是在清華大學計算機系讀書的學生,其中12人出自奧賽集訓班。王小川說,“這些人都是我挨家挨戶找來的!

      和《酌見》中所有前輩企業家一樣,作為第二代民營企業家代表的王小川,對時代和未來也有自己的判斷。他將未來押注在AI人工智能上。在他的構想里,機器可以模仿人的大腦連接,深度學習獲得語音圖像的能力,產生理解人行為的能力,也能在語言之上產生推理能力和知識的觀念能力。

      這故事似曾相識,它關于時代,關于未來,關于眼界,關于對人類發展方向的構想和判斷。它正在王小川這代年輕企業家身上發生,又仿佛回到俞敏洪、馮侖、王中軍、李寧、王傳福二三十年前開疆拓土的創業年代。那里有懷疑,有誤解,有孤注一擲,有化險為夷——這是勇敢者的冒險游戲,需要一點點運氣,需要大環境的滋養,更需要人們內心中最寶貴的勇氣、智慧和堅定不移的品格。

      俞敏洪和《酌見》所做的,首先是打造一面鏡子。透過它,企業家們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見自己——看見過往的成長經歷,看見自己為什么能把企業做成,看見生命中的得與失、偶然與必然,看見過去與未來更多的可能性。

     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關于企業家的采訪,隔三差五就會在媒體上出現,但多數都是隔岸觀火。俞敏洪說,作為企業家群體的一員,他有足夠的理解力與親和力,將老朋友們的狀態挖掘、呈現出來——而這種關于人生困惑和世界觀層面的溝通,又是日常聚會時很難涉及的深度。

      他說,“這件事情應該由我來完成”。

      《酌見》的另一重意義,在于搭建一座理解的橋梁。在中國,企業家群體尤其是50歲到70歲的民營企業家,幾乎親身經歷了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。他們是歷史的見證者,也是歷史的創造者,但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卻沒有被真實展現,還常常被公眾誤解——80%的老百姓(603883,股吧)在民營企業工作,他們是最普通的打工人,經常會抱怨老板脾氣不好,決策失誤,朝令夕改,不體恤下屬……

      這座橋梁,或許能給他們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,去了解企業家們到底在想些什么,他們承擔著多少壓力,在面對困境時是怎樣的無奈、糾結和掙扎;蛟S只需要一點點的了解,就能讓原本處于對立關系的兩群人,擁有握手言和的可能。

      如果說《酌見》還有更深刻的意義,那就是它試圖勾勒出一部中國企業家的口述史。在這里,他們的個人際遇,與改革開放40年歷程相融合,與整個國家的發展命運和諧共振。企業家的經歷、感悟、體會、思考,是中國現代企業發展史的重要部分,他們的精神面貌,也是這個時代風氣的真實寫照。

      從這個意義上講,它值得被記錄,也必須被記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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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責任編輯:張洋 HN08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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